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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家政工:无法返京,无处隔离,无工可做

发布时间:2020-03-04 14:07人气:
疫情之下,许多不曾见过的场景变得稀松平常,而曾经再简单不过的事却变得十分艰难。
 
突如其来的疫情,让家政工的工作节奏在“上户”和“下户”间不断切换。偌大的北京城里,她们留守在各自的出租屋内,期待疫情过后的阳光。
 
如果晚走一天,小陈姐可能回不了北京。
 
她是个家政小时工,从业十年,四川阆中人。在北京,她住在五环外靠近望京的费家村。2月3日,她打算从老家返回北京。
 
在这之前,她就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——随着疫情不断严重,费家村一度不允许租户入住,后改成在家隔离一周。这个村子住着几百个村民,以及数万名外地人。
 
去阆中市火车站要坐中巴车,小陈姐趁停车时在路边买了两斤折耳根。她随身带了十来斤豌豆尖、油菜。“担心进村后,不让出门,买不到吃的。”
 
进入2月,那些偏远的乡村对疫情也有了警觉。往年,小陈姐会带上阆中特产张飞牛肉送给雇主们。但如今,镇上铺子都关门了。
 
进了市区,行人很少,她也不敢乱逛。十多个小时的动车上,小陈姐一口水也没喝,因为她不敢摘下口罩。
 
第二天,她就听家人说,“封村了,路封了,班车也停运了”。
 
 
一开始,所有人都意识不到,接下来会面临什么。摄影/引粒
 
返京之路
 
想进费家村,得房东来一一领人。寒冬中,小陈姐等了一个小时,总算到家了。
 
在北京五环外,有很多像费家村这样的地方。这些散落在城市外围的村庄,如今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落脚点:租金相对低廉,还方便进城工作。
 
2017年,小陈姐搬到这里,和女儿住在一起;去年,女儿回成都工作,这个月租1600元的小公寓里就剩下她自己了。
 
“我还想再干几年,房租也凑合,交得起。”
 
按计划,隔离一周后,小陈姐就能拿到出入证了。大年初一,费家村处于强封闭状态,留在北京的租户需要办证。原本村子有好几个出入口,现在只留了一个。
 
起初,办证需要花很长时间排队,一到下午4点,管理人员就说“不办了”。租户们不满,去网上发帖投诉,晚些时候,村子又开始连夜办证。
 
费家村一度不允许湖北、安徽、河南等八省的租户回村,但后来因为争议太大,改成了这几个省的人进村隔离两周,其他省的人隔离一周。
 
 
费家村门前,有人设卡巡查。摄影/引粒
 
对小陈姐来说,隔离的一周太闷了,她只好用来睡觉。
 
她的日程原本安排得很满,每天有4份工作:
 
早上6点半起,在一家幼儿园做3小时保洁;
 
上午10点,去一个雇主家打扫卫生、做午饭;
 
午饭后,在另一个雇主家待4个小时,做家务、做晚饭,离开后回到幼儿园刷1小时碗;
 
下午6点半,在一家药业公司再干2个小时保洁。
 
这些工作,让小陈姐每月能赚1万多元。但如今,突然袭来的疫情打破了这一切。
 
年初二,小陈姐接到一个雇主的电话,说年后就不请她帮忙了。
 
这是一个普通家庭,住着60平方米的两居室。女雇主的母亲得过癌症,无法照顾念小学的外孙,所以雇了小时工。
 
小陈姐在这家干了两年多,做家务、做晚饭,彼此处得很好。刚来时,她告诉女雇主,这些活不需要花4个小时。对方很体恤人,让她睡1小时午觉。
 
“她跟我说,实在对不起,现在旅游业没活了,她自己也没工作,打算在家把孩子带到小学毕业。我说没关系,我很理解,人都有无助的时候。”小陈姐说。
 
因为疫情,私立幼儿园暂时不开学。小陈姐的工作就剩下两个。药业公司告诉她,隔离期间一样付工资。
 
另一个家庭雇了小陈姐10年。她在这家做午饭,和雇主一家人一起吃。最开始是一家四口,两个小孩长大后,只剩雇主夫妇二人,其中一个出差的话,另一个就叫小陈姐过来一起吃。
 
这家人倒不在意外地人返京需要隔离这件事,他们告诉小陈姐:“你看能不能偷偷跑出来,和人讲讲好话?”
 
 
回到费家村,小陈姐向工作人员出示出入证。摄影/引粒
 
隔离了一周后,小陈姐去上了几天班。这时,费家村出了新规,从进村那天算起,所有租户都要隔离两周。
 
刚到手的出入证,就这样被没收了。
 
越发紧张的雇佣关系
 
2月初,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梅若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叫李萍,是一位育儿嫂,干了十天,下户(月嫂、育儿嫂、住家保姆等家政工通常只服务一家雇主,找到新雇主称为“上户”,离开雇主则称为“下户”)了,中介公司拒绝付她薪水。按照原来谈好的价钱,她本该拿回3600元。
 
最近二十多天,梅若都在天津家中线上工作。她比以往更忙,收到了很多求助信息。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服务家政工群体的公益机构,家政工们称它为“鸿雁之家”。
 
有人估计,中国共有3500万名家政工,她们是城市化进程中隐秘而又重要的推动者。
 
疫情让以往就存在的各种纠纷变得尖锐又暧昧。年二十八,李萍上户了,雇主是一个刚生了二胎的母亲。
 
“她和中介公司谈好,一个月14800元,中介抽4000元。春节三天的加倍工资,雇主另付。最后,李萍只收到了加班费。”梅若说。
 
李萍只干了十天,因为她觉得雇主要求过于严格。有10年月嫂经验的她觉得有些委屈,比如为婴儿做饭时,她会把孩子暂时交给母亲,但对方对此很有意见:“上一次请的月嫂,孩子我碰都不用碰。”
 
李萍请辞过两次,雇主都挽留了她,直到第三次,对方终于同意了。中介公司的态度是:“你毁了我的单子,违约了,十天的钱别想拿了。”
 
得知这个情况,梅若给中介公司打了电话。对方表示:“她在疫情中抛弃了雇主,也不管是否有人接手就直接离开了,这没有职业操守。”
 
双方交涉了好几次。过去,梅若从不主动直接参与谈判,而是试图让家政工“搞清楚状况”,自己学会谈判和维权。但李萍不太习惯同性格强势的人打交道,中介拉黑了她的微信。打电话过去,她又被对方臭骂了一顿。
 
 
小陈姐的自行车。平日里,她每天打四份工。早六点半,一直到晚八点半。半年前,村子没收了她的电动车,改骑自行车上下班。疫情到来,小陈姐工作少了一半。但实际上,她算数千万小时工里比较幸运的一个了。摄影/赵景宜
 
对于李萍的离开,双方各有说法。
 
中介公司认为,李萍只是为了赚春节加班费,离开是因为有了新的活。产生纠纷期间,中介在微信上联系李萍,要求她开视频通话,但李萍都没接,就怀疑她已经上户了。
 
梅若则相信李萍,因为双方多次通话时,“环境非常安静,明显是待业状态”。
 
“她被误解,是因为在雇主家干活那段时间,上一个客户在微信上问她照顾孩子的问题。听到对方传来的语音时,现雇主很不满意,觉得她在找新工作。”梅若说。
 
过去能够沟通、解释的误解,在眼下的特殊时期变得难以解释。梅若认为,李萍和中介公司都有责任,都没有预估疫情的影响。中介应该和李萍做好沟通,劝她这时候不下户。
 
“中介老说,很难找到人接手,雇主也不放心新来的人返京有没隔离,就不请月嫂了。中介把这种损失迁怒到这个姐姐身上。”
 
比起工作纠纷,无工可做是这次疫情对家政群体最常见的影响。有些人找不到新工作,有些人被雇主要求隔离但找不到隔离地。家政工遇到的这些困难,是近期复工难的一个缩影。
 
2月8日,梅若终于处理完李萍的个案,双方各担责任,中介公司付李萍2000元工资。
 
 
找工作对于家政工而言愈发艰难。摄影/引粒
 
滞留在老家
 
1月18日,陈雨露下户,提前回老家山西大同。
 
回家的原因,是她觉得上一个雇主太苛刻,“看家政工,像看下人一样。在家里,也不敢说话”。
 
这两年多,雇主家常出门旅游,其间给她放长假,不过会从她每月的工资里扣钱。
 
“他们第二天要走,头一天晚上才告诉你,这几天不用来了。”陈雨露提了几次建议,希望雇主提前告知,自己回老家好买车票。好几次,她买的都是站票。
 
年前,陈雨露提前10天告诉雇主,自己“以后不来了”。对方很生气,认为她应该提前两个月说清楚。
 
“谁能预料这么早?”她有些委屈,“我就说,你们出去旅游也没打招呼啊。”男主人被惹怒了:“凭什么跟你打招呼,我花钱雇你,想让你什么时候休就什么时候休。”
 
回家没几天,陈雨露收到了儿子的电话,让她去买口罩。陈雨露的儿子在天津当乐器老师,今年22岁。他听说当地有确诊病人后,口罩已经很难买了。
 
放下儿子的电话,陈雨露跑去药房买了60个医用外科口罩。这也是她买到口罩的最后机会。
 
一直到年二十八,陈雨露才发现疫情其实和自己紧密相关。家政公司群里,经理发来消息:过完年,不要着急回来,宿舍关闭了。“他说我们要是回去,得隔离14天,可我们没住的地方,去哪隔离呀?”
 
这个新年陈雨露没过好。她待在家里,心里犯急,担心找不到活。“听到这个事以后很无助。本来生活就很有压力,因为做一天,你才有一天的工资。”
 
三年前,陈雨露来到北京当住家嫂。按照她的经验,春节后是找工作的高峰期。“正常情况下,我一般初六回北京。等过了元宵节,大量人员返回北京,家政工宿舍人挤人,找活就很紧张。”
 
她形容家政公司安排找活就像选秀一样,雇主一来,就安排三个人过去,一个一个看,“就是谈话,雇主感觉不行就换下一个,一直挑到满意为止”。
 
 
疫情之下,家政工供过于求。摄影/引粒
 
这些大大小小的中介公司,一般向家政工收取当月10%到30%的费用。中介公司可以为下户的家政工提供付费的日租宿舍,帮助他们度过空档期。
 
大多数住家保姆都通过中介公司找到雇主。但疫情让宿舍关闭,也让处于空档期的家政工犯了难。
 
陈雨露说,儿子工作的培训机构,一直没有通知上班时间。这段时间里,儿子也没了收入。
 
住在甘肃平凉的李梦雨,也因为封路,没法去西安坐火车,回不了北京。
 
她还没和雇主商量复工时间,也没谈到返京后是否需要隔离两周这件事。她的工作是照顾一个两岁多的小孩,但因为疫情,雇主也留在家里办公,“我得问好了再去,问不好就不去了” 。
 
这一个多月,她所在的村子被封了,无法看望另一个村的独居母亲。空闲时,李梦雨就看那些从北京带回家的书,写点东西。然而她却被同村人讥笑,“说我成城里人了,看不起她们”“笑我想当作家”⋯⋯
 
李梦雨称,因为疫情带来的“禁足”,让她对农村的传统和保守感到窒息。
 
漫漫返京路,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。
 
无处隔离
 
住家保姆回北京后,雇主一般会要求她们先隔离一段时间。梅若称,有些家庭会提供住处,但更多的家庭没这个条件,需要保姆自己想办法。
 
在鸿雁之家,有一个叫谭姐的人。她是四川人,远嫁广东后和丈夫关系不好,之后离家来到北京。
 
去年,她回了一趟惠州参加女儿的婚礼,包了个“很大的红包”。在北京当育儿嫂可以赚不少钱,这让谭姐底气很足,但孩子们从没来看过她。
 
在北京的10年里,谭姐没有固定住所。她住在雇主家,游走于不同家庭间。碰到空档期时,中介公司提供的宿舍就是她的家。
 
梅若很早就认识谭姐。“她中专毕业,文化程度不错。有次上烹饪课,不小心踩翻了开水锅,毁容了。她过得一直挺坎坷,但生活得很充实。”
 
谭姐回北京前,梅若尝试帮她联系住所,但最终失败了。“我问了一些朋友,看有没有住的地方。谭姐也问过小陈姐,但那时小陈姐的外甥女住进去了⋯⋯”
 
年初七,谭姐住进了老乡家里。雇主知道她回来后,专门给她送过一趟口罩,并承诺在隔离期间照样付工资。
 
这一天,梅若接到另一个育儿嫂的咨询。
 
对方称,雇主催她回来上班,提供了一处房子让她隔离5天。房子里只留了挂面、方便面,其他需要她自己解决。育儿嫂认为隔离这5天应该有工资,但雇主咨询了中介公司后称不需要支付。
 
“我告诉她,关于这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。你从山东临沂坐12个小时车回来,路上冒着交叉感染的风险,回来隔离5天,雇主理应支付这笔费用,但需要双方进一步协商。”
 
第二天晚上,这个育儿嫂给梅若发来微信:“感觉心被锁起来了。我想回家了。”
 
 
回城工作一事,遥遥无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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